1965年1月9日，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。斯諾說，不久前他在日內(nèi)瓦參加了一次“北京問題專家”的學術會議，其中辯論的一個問題是，《矛盾論》是不是對馬列主義作出了新的貢獻。毛澤東接過話頭回答：“其實，《矛盾論》不如《實踐論》好?！秾嵺`論》是講認識過程，說明人的認識是從什么地方來的，又向什么地方去?！辈痪茫踔翗O而言之地說：“我只有一篇好的——《實踐論》，還有點用。”

作為哲學家的毛澤東，更為看重自己的論著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的獨創(chuàng)性貢獻。新中國成立之初，毛澤東最先關注的就是《實踐論》。他讓人把這篇文章譯成俄文在蘇聯(lián)《真理報》發(fā)表，隨后又安排在《人民日報》正式發(fā)表，并特意叮囑，《人民日報》發(fā)表后的次日要配發(fā)蘇聯(lián)《真理報》1950年12月18日發(fā)表的編輯部評論《論毛澤東的著作〈實踐論〉》一文。蘇聯(lián)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向自信和挑剔，他們評價的《實踐論》，毛澤東比較在乎。當然，這也反映他對《實踐論》的自信。

反觀《矛盾論》，就沒有這樣的幸運“待遇”了。1951年毛澤東主持編輯《毛選》第一卷時，放棄了與《實踐論》同時期寫作的《矛盾論》。對此，毛澤東在1951年3月8日給陳伯達、田家英的信中解釋說，《矛盾論》“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，詞意不暢，還須修改。其他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。此件在重看之后，覺得以不加入此次選集為宜，因為太像哲學教科書，放入選集將妨礙《實踐論》這篇論文的效力”。

（邶風摘自《中共黨史研究》2016年第7期，陳晉文）